作者：链科天下

在数字经济浪潮席卷全球的今天，新兴技术在推动社会进步的同时，亦为传统犯罪活动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便利与伪装。2月26日上午，中国司法体系的最高殿堂——最高人民法院，通过一场备受瞩目的新闻发布会，向外界传递了一个极其明确且强硬的信号：国家将以雷霆之势，对日益猖獗的电信网络诈骗及其衍生的各类关联犯罪，特别是利用虚拟货币进行洗钱的非法行为，展开新一轮的、更为精准和深入的严厉打击。

此次发布会由最高人民法院刑三庭庭长汪斌主讲，其发言不仅勾勒出下一阶段司法打击的宏观战略，更在细节上揭示了司法机关对于当前犯罪形态演变的深刻洞察。这标志着中国的司法实践正从传统的惩治犯罪，向着斩断犯罪“经济命脉”、瓦解犯罪生态系统的更高维度迈进。

精准聚焦

根据汪斌庭长的阐述，未来法院的打击重心将实现一次显著的战略转移。过去，司法打击往往集中于执行诈骗行为的“一线人员”或提供“两卡”（电话卡、银行卡）的底层协助者。然而，这种模式治标不治本，犯罪集团在损失部分底层人员后，往往能迅速补充并继续作案。

因此，最高法明确指出，新一轮的打击将如同一把锋利的手术刀，精准地指向犯罪网络的“中枢神经”和“主动脉”。这包括：

• 犯罪集团的核心层：重点锁定那些策划、组织、指挥整个犯罪活动的首要分子与骨干成员。这些人是犯罪网络的“大脑”，摧毁他们才能从根本上瓦解犯罪组织。

• 犯罪活动的“金主”与支持者：严厉打击为电信诈骗提供资金支持的幕后“金主”，以及那些组织人员偷渡出境、为跨境犯罪活动提供所谓“武装庇护”的黑恶势力。这相当于切断了犯罪集团的“粮草”和“保护伞”。

• 技术支持与洗钱通道：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汪斌庭长明确将“利用虚拟货币、地下钱庄进行洗钱的关联犯罪”列为打击重点。这表明司法机关已经充分认识到，资金的非法流转是支撑整个电信诈骗犯罪体系得以循环运作的关键环节。地下钱庄作为传统的洗钱渠道，与新兴的、更具隐蔽性的虚拟货币洗钱网络，共同构成了犯罪资金流动的两大“主动脉”。

• 伴生的暴力犯罪：对于在电信诈骗犯罪过程中，为了控制受害人、胁迫“猪仔”（被诱骗从事诈骗的人员）或进行内部清算而实施的故意杀人、故意伤害、绑架等严重暴力犯罪，将予以最严厉的惩处，绝不姑息。

这种“全链条”的打击策略，体现了中国司法机关从源头到末端、从组织核心到辅助工具的系统性清剿决心，旨在彻底摧毁电信网络诈骗的生存土壤。

经济制裁

除了对人身的严厉惩罚，此次最高法传递出的另一个核心信息，是将在经济层面彻底剥夺犯罪分子的非法所得。汪斌庭长提出的“不让犯罪分子在经济上得利”的核心原则，预示着财产刑的适用将成为未来司法判决中的一个关键考量。

这一原则将通过一套“胡萝卜加大棒”的组合拳来实现：

• 引导与激励：法院将积极引导那些涉及“两卡”犯罪、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等罪行的涉案人员，主动、自愿地对被害人进行经济补偿。司法系统会将“退赃退赔”视为被告人认罪悔罪态度的重要体现，并将其作为依法从宽量刑的关键情节予以考量。这一举措不仅有助于最大限度地挽回被害人的经济损失，也能有效分化瓦解犯罪团伙的内部联盟。

• 严惩与追缴：与此相对，对于那些有能力退赃退赔却拒不执行的犯罪分子，法院将依法从严惩处。这一条原则的威力，尤其体现在对虚拟货币资产的处理上。最高法的表态清晰地表明，即便犯罪分子已将通过诈骗获得的法定货币，转换成了看似“去中心化”、难以追踪的USDT等加密资产，中国的司法体系依然有决心对其进行追缴。这意味着，犯罪分子妄图利用加密货币的特殊属性来规避法律制裁、保全非法财富的幻想将被彻底击碎。法院将探索更为严厉的追缴手段和量刑标准，确保犯罪行为在经济上“无利可图”，甚至“血本无归”。

最高法此次将虚拟货币洗钱置于聚光灯下，绝非偶然。这背后，是近年来犯罪手法不断迭代升级的严峻现实。

传统的电信诈骗，其资金流转高度依赖于银行系统和第三方支付平台。随着国家“断卡”行动的深入和金融风控体系的完善，这些传统渠道的风险与成本急剧升高。犯罪集团迫切需要寻找新的、更高效、更隐蔽的资金转移方式。

虚拟货币，特别是以USDT为代表的稳定币，恰好满足了他们的核心需求：

• 跨境流动的便捷性：虚拟货币的交易基于区块链网络，可以近乎瞬时地完成全球范围内的点对点转移，完全绕开了传统银行复杂的SWIFT系统和严格的外汇管制。这为身处境外的诈骗集团将赃款迅速转移提供了极大便利。

• 交易的匿名性：尽管区块链的交易记录是公开的，但用户的身份信息与钱包地址之间是分离的，具有高度的匿名性。犯罪分子通过使用混币器、频繁更换钱包地址、以及通过去中心化交易所进行交易等手段，可以极大地增加资金追踪的难度。

• 价值的稳定性：相比于比特币等价格波动剧烈的加密货币，与美元1:1锚定的USDT等稳定币，为犯罪集团提供了一个理想的价值储存和转移媒介。他们可以在收到赃款后迅速将其兑换成USDT，避免因市场波动带来的资产缩水，待需要时再在任何地方将其兑换成当地法币。

正因如此，虚拟货币已从一个边缘化的洗钱工具，迅速演变为与地下钱庄并驾齐驱的“主要通道”。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披露的数据，仅在2024年，全国检察机关就起诉了利用虚拟货币实施洗钱犯罪的嫌疑人高达3032人。这一惊人的数字，直观地反映了问题的严重性。早在2024年8月，最高法与最高检联合发布的司法解释中，就已前瞻性地将“通过虚拟资产交易等方式”明确列为洗钱罪的上游犯罪行为之一，为今天的精准打击埋下了法律伏笔。

持续博弈

中国最高人民法院此次的公开表态，不仅是对当前犯罪形势的有力回应，更是对未来司法方向的一次深刻预示。它宣告了中国司法体系在面对高科技犯罪时的决心与能力——不仅要将犯罪分子绳之以法，更要运用法律武器，穿透技术的迷雾，精准打击其背后的经济基础和组织生态。

将虚拟货币洗钱列为打击重点，标志着司法机关对新型金融犯罪的认知达到了新的高度。这预示着未来在案件侦办、证据认定、资产追缴等环节，将会出现更多针对性的法律适用和技术对抗。对于整个加密资产生态而言，这再次敲响了警钟：任何试图游离于法律监管之外、为非法活动提供便利的技术或平台，都将面临日益收紧的法律绞索。

这场围绕虚拟货币的“猫鼠游戏”，是技术发展与法律监管之间永恒博弈的缩影。而中国最高司法机关的此次重拳出击，无疑为这场博弈写下了严肃而坚定的一笔，其后续影响，值得各界持续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