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21世纪经济报道

杨涛（中国社科院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

近日，中国人民银行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数字人民币管理服务体系和相关金融基础设施建设的行动方案》，新一代数字人民币计量框架、管理体系、运行机制和生态体系于2026年1月1日正式启动实施。至此，数字人民币由现金型1.0版进入存款货币型数字人民币2.0版。

2016年以来的数字人民币试点主要有几方面进展：一是主要着眼境内零售支付领域，通过以促消费为抓手，以数字人民币消费券或消费红包为依托来增加吸引力；同时充分发挥数字人民币可编程性特征，嵌入到各类支付与金融场景中；二是兼顾跨境零售支付领域，除了更好地服务境外来华人员之外，央行数字货币研究所与香港金融管理局进一步深化数字人民币跨境试点合作；三是在跨境批发支付领域，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mBridge）项目已进入持续运营的最小可行化产品（MVP）阶段。

客观来看，虽然数字人民币的改革试点取得了重要进展，但也面临一系列挑战。首先，零售支付服务体系主要指商业银行、支付机构为居民个人、企事业单位提供商业银行货币或第三方货币的结算服务。在零售支付领域，基于原有数字人民币的M0定位下，参与银行或难以形成可持续的商业模式，2.5层机构在责任与定位、信息保护等环节也亟需明确规范，以增强各方参与积极性。同时，着眼于M0定位的“可控匿名”原则方面，如果“可控性”太强，则会削弱数字人民币的现金替代价值，而若“匿名性”太强，则易带来被用于电信诈骗等非法金融活动的风险。

其次，批发支付服务体系主要是金融机构之间、政府部门和金融机构之间的资金转移。应该说，批发型CBDC更有利于支持国际贸易、投融资等跨境大额交易，近年来日益受到各国重视，但也面临许多难点。各国央行CBDC探索尚未形成稳定的模式与技术路径，要真正优化CBDC互联互通与互操作性并不容易，既要保障系统“软规则”的兼容性，还需在系统链路与硬件设施层面不断完善。

有鉴于此，数字人民币新方案对其功能定位和运营模式进行了重大调整，主要包括：从现金替代物转为付息存款、从单一支付工具转为多功能金融账户、从“摸着石头过河”转向分层次管理与多方激励相容机制等。着眼未来，笔者认为新方案下的数字人民币应关注几方面问题。

首先，应进行不同层面的功能优化协同。一是在面向个人的小额零售支付领域，仍作为补充性功能。因为对个人用户而言，数字人民币与现有零售支付工具的差异并不大，即便对于数字人民币账户按照活期存款计息，其短期内的支付增值价值也相对有限，从“能用”到“好用”还需要更深厚的生态系统支撑。二是面向企业的大额零售支付领域，可作为重点承载功能。应充分利用数字人民币的可编程性与智能合约，实现交易数字化和自动执行，进而助力“五篇大文章”在内的金融服务效率改善。例如可以从支付链路服务入手，在企业融资中设置智能合同条件，在供应链金融服务中提供动态化账期管理，在财富管理中设置高效安全的资产配置方案等。三是在跨境批发支付领域，可作为创新突破功能，更有效地助力人民币国际化和金融制度型开放。通过依托mBridge加快推动与更多国家央行建立CBDC合作机制，同时积极参与其他国际层面的CBDC互联互通探索，并且统筹推进与大额支付系统、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IPS）的协同发展，从而争取打造全球复杂支付系统网络变革的重要节点。

其次，数字人民币新方案仍需有效应对各类挑战。例如，在货币政策操作与金融市场稳定方面，如何避免对现有运行机制带来冲击和影响，是否会带来新型风险等；对现有商业银行账户体系和业务的影响仍需关注，也要避免数字人民币生态参与机构与非参与机构之间出现“马太效应”；对于现有支付清算体系的影响也不容忽视，未来不同机构数字人民币账户之间的转接清算，是依托现有清算组织还是创新清算模式，还需在理论和实践中进行深入探讨。

最后，基于数字人民币将来也可尝试数字资产化时代的新应用价值。国际清算银行（BIS）曾发表多篇论文，探讨依托统一账本（Unified Ledger）架构来推动金融互联网（Finternet）建设。其中，统一账本是指整合多个数据源、平台或系统信息的新型金融市场基础设施，用于记录代币化后资产的权属、流转、交易信息等数据。笔者认为，原有电子记账式银行存款与账户式数字人民币存款的差异，在理论上仍然难以清晰界定，相比而言更需关注代币化存款的增量价值。未来可在技术和制度条件更加成熟之后，可依托数字人民币推动打造统一共享、自主可控的“中国版统一账本”，在兼顾账户模式与代币模式同时，积极探索数字资产化、资产可编程性与代币化存款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