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元过度特权”还表现为美国通过发行货币来投资境外资产。过去美国主要通过贸易逆差向世界投放美元，21世纪以来，全球化出现了以金融为主导的新特征，为美国实现“美元过度特权”价值提供了新契机。美国加速对外金融扩张，通过主动对外投资的方式向全球投放美元。美国对外资产与负债规模同时快速攀升（见图2），对外负债的增长不仅源于经常账户逆差，更反映了美国通过主动扩张海外资产在全球金融繁荣阶段集中攫取超额投资收益。

从历史角度看，可分为四个阶段理解贸易渠道和金融渠道对美国国际投资头寸和对外债权债务变化的影响。第一阶段为1977—1988年，美国国际投资期末净头寸为214.8亿美元，总体为债权国。其间，虽然美国货物贸易逆差达到8475.7亿美元，但对外净债务仅增加约590.6亿美元，其原因在于金融渠道贡献了7885.1亿美元的投资收益顺差。第二阶段为1989—2002年，美国国际投资期末净头寸规模转为-24103.6亿美元，美国由债权国转为债务国。尽管美国变为了债务国，但其金融渠道收益（4691.7亿美元）仍抵消了部分贸易逆差（29010.1亿美元）。与此同时，美国业界和学界开始警告美国的贸易逆差的不可持续。第三阶段为2003—2007年，“美元过度特权”进入了泡沫破灭前的“狂欢期”。其间，美国贸易逆差达到了35081.7亿美元，同时通过金融渠道获得了46397亿美元的对外投资收益，这使得美国对外净债务规模不增反降。美国国际投资期末净头寸规模转为-12788.3亿美元，对外净债务规模较前一阶段减少11315.3亿美元。第四阶段为2008年次贷危机以来，美国对外净债务规模飙升。2008—2024年，美国国际投资期末净头寸规模达到了-265394.7亿美元，即对外净债务规模较上一阶段增长252606.4亿美元，其中贸易渠道与金融渠道分别贡献126114亿美元和126492.4亿美元（见表1）。

在上述四个阶段中，美国对外资产收益与负债成本发生了明显变化，使得美国逐步从“世界银行家”“世界风险投资家”沦为“国际借贷者”。1977—2002年间，美国以低融资成本汇集全球储蓄，再通过海外投资赚取显著高于负债端的回报，发挥“世界银行家”的中介职能。第一阶段1977—1988年，美国对外资产收益是14.1%，对外负债成本是9.4%，并且美国为对外净债权国，其对外净资产收益率达到了40.5%。第二阶段1989—2002年，美国对外资产收益依然大于（6.1%）对外负债成本（4.7%）。尽管美国在该阶段由债权国转变为债务国，但其对外净债务成本为-5.6%，使得其能通过举债对外投资来获取正收益，即形成了所谓“黄金债务”。第三阶段2003—2007年，美国对外资产收益为15.7%，对外负债成本为6.6%，对外净负债成本扩大至-42.9%，即1美元的净债务可以给美国带来将近0.43美元的利润。在此期间，美国通过所谓投资全球高风险资产获取高收益，支撑了其不断扩大贸易逆差，成为“世界风险投资家”。第四阶段2008年以来，美国对外债务成本（5.9%）反超对外投资收益（4.9%），对外净债务成本由负转正（8.7%）。美国进入付息阶段，沦为“国际借贷者”，开始受到“美元过度特权”的反噬（见表2）。

“美元过度特权”与国际货币体系变革相生相伴，也暴露了现行国际货币体系存在的缺陷。布雷顿森林体系确立了以美元为核心的国际货币体系，美国作为国际货币的发行者享有美元发行权，却没有调节全球流动性供求平衡的义务。这就导致在现行国际货币体系下，没有机制可以保障国际货币的供需平衡。虽然货币多元化正在改变国际货币体系格局，但国际货币供需失衡现象依然存在。未来，可考虑赋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部分“世界中央银行”职能，在一定额度内自主发行特别提款权，对主权国家发行国际货币行为形成约束，推动构建更加完善、稳定的国际货币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