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吴说区块链

本文内容来自 CZ 接受 The All-in Podcast 的采访，存在较多删节。

CZ 的移民经历与成长

我的父亲在 1984 年去了加拿大留学，他大部分时间都待在加拿大，每年大约会来看我们一到两次。起初，他去了多伦多大学做交换项目，几年后他搬到了温哥华的英属哥伦比亚大学（UBC），并一直待在那里。我们也开始申请移民，但那时获得护照是非常困难的，通常需要三四年的时间才能拿到。我们大约在 1985 年左右开始申请，花了两三年才拿到护照。拿到护照后，申请签证又花了好几年时间，整个过程非常漫长。

搬到温哥华后，整个环境真的是全新的。我之前学过几年的英语，但并不流利。温哥华的生活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加拿大的绿地和开阔空间让人心旷神怡，生活水平也很高，周围环境非常干净，水果也很大。总之，这是一个非常宜人的地方。

当时，我父亲在大学担任助理教授，月薪大约 1000 加元，住在 UBC 为教职员工提供的低成本住房，我们住在校园里。我的妈妈在我们到达加拿大后的第三天就去了一家缝纫厂工作，做衣服。她在中国是数学和历史老师，但因为英语不太好，没能找到同等水平的工作，只能在工厂做低工资的工作，这样工作了七到十年。

我大约 14 岁时才开始做我的第一份工作，那就是在麦当劳工作。当时加拿大的最低工资是 6 加元，但麦当劳支付的工资只有 4.50 加元，这低于最低工资，因为麦当劳有特别的豁免条款，很多年轻人都在那里工作。

我从高中时就对编程产生兴趣，开始学习计算机科学。虽然我不是编程天才，也不是那种超级聪明的程序员，但我觉得自己是个还不错的程序员，写过一些不错的代码。在大约 28 到 30 岁时，我开始离开编程，转向更多的业务开发和销售工作。从那时起，我的职业生涯有了很大的变化，大约有八年时间我从事这些工作。

在加拿大的求学和生活让我学会了适应。我有很多朋友，不仅是亚洲朋友，也有很多非亚洲朋友。虽然在学校里，大多数亚洲人还是和亚洲人待在一起，但我算是个例外，我也有很多白人朋友，朋友的背景也各不相同。我的青少年时期在加拿大过得非常好，那是我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之一。那些年真的塑造了我，让我成为一个快乐的人，总的来说，我一直都是个很快乐的人。

CZ 的早期教育经历与职业转变

我当时在选择大学时，考虑了滑铁卢大学、麦吉尔大学和多伦多大学。我知道我不想去 UBC（英属哥伦比亚大学），因为我想去一个不同的城市。事实上，UBC 曾给我 offer，但我当时已经知道自己不想去那里。

我曾经听过一个我非常尊敬的朋友的母亲说：“你或许应该成为一名医生，因为医生的生活很好，收入也不错。”我听从了她的建议，开始学习生物学。滑铁卢大学并不是很擅长生物学，所以我选择了麦吉尔大学。然而，在大约一个学期后，我决定不学生物了，转学到计算机科学。

大学期间，我每个暑假都会工作。学年期间，我也做兼职。幸运的是，我没有任何学生贷款。第一年我从父亲那里借了 6000 加元，第二年我还欠一点钱，姐姐给了我 3000 加元。从那以后，我就再也没有向家里要过钱了，我完全自给自足。所以没有学生贷款，真的很幸运。

麦吉尔大学的学费虽然对国际学生来说较高，但与美国相比，还是便宜的。我觉得这真是太疯狂了。加上加拿大的学费相对较低，我们真的很幸运。

我并没有从麦吉尔毕业。我在麦吉尔待了四年，第三年我得到了一个实习机会，第四年有了一个工作机会，后来延长了我的实习，就没有回到麦吉尔。后来我发现，要申请日本的工作签证，我需要一个学士学位。于是，我参加了一个在线教育项目，获得了学位。

在东京，我得到了一个实习机会，开始从事编程工作。我在一家叫做 Original SIM 的公司，写模拟软件。之后，我去了 Fusion Systems Japan 公司，为东京的股票经纪公司开发订单执行系统。刚去东京时，我就觉得这真是一个梦想成真。

我参与的项目主要是订单执行软件，虽然这些项目并没有决策功能，但很快公司将重心转向订单执行系统，这个项目也成了我职业生涯中的核心部分。我喜欢这个项目，因为它需要很多技术专长，所有的工作都与效率相关，尽量做到最快、减少延迟。这种对效率的追求吸引了我，我也自然地向往效率。

从华尔街到上海的创业经历

2005 年初，我与一些在日本认识的朋友讨论时，他们计划在亚洲开一家新的金融科技公司。我们讨论的地点是东京、上海或香港。我们认为上海可能是未来金融科技最热的地方，所以我们决定去上海，虽然后来证明香港的业务机会其实更多。那时，我们团队有六个人，其中五个是外国人（四个白人加一个日本人），而我则是唯一会讲中文的人。虽然我的中文当时有些生疏，但我们六个人一起去了上海，计划成立一家新的 IT 初创公司。

我们的想法是将华尔街的交易技术带到中国，服务中国的经纪商和交易所。我的两个朋友和我在纽约，另外三个朋友则在日本，我们汇合在一起，租了一个非常豪华的办公室。我们的股权结构是不平均的，顶头的那个人拥有约 39% 到 40% 的股份，剩下的五个人平分，差不多每人 11% 左右。当时我并不了解股东权利、条款之类的东西，对于优先股和普通股这些概念也不清楚。我只知道我有 11% 的股份，就去了上海。当时我并不太关心这些细节，反正我是这个团队中的初级合伙人。

到中国后，由于我会中文，我开始与潜在客户接触，和经纪商谈话。然而，我们发现注册的是外商独资企业（WFOE），但中国的经纪商和金融机构不能与外商独资企业合作，这才意识到我们犯了个大错误。于是我们转型，做其他 IT 系统，为各行各业的公司提供定制服务，做“承包工作”这一块。

我们的业务范围很广，做了很多不同的项目。我们甚至帮忙修理打印机，或者为公司提供 SAP 实施等服务，做了这些杂活几年，虽然我们并没有赚到很多钱，但靠这些赚了生计。

一开始，我们获得了很多汽车行业的客户，比如上海通用、上海大众、上海第一汽车集团等，这些都是我们的客户。大约三四年后，我们开始在香港开设办事处，并且开始与摩根士丹利、德意志银行、瑞士信贷等公司合作。

公司逐步发展，算是成功了。到 2013 年，我离开了公司，待了八年，但公司仍然存在。大部分时间我都在上海，但我也花了不少时间帮助设立香港的办公室。我做了很多客户服务相关的工作。

最终，公司大约有 200 人左右，至今一直保持这个规模。作为初级合伙人，我没有拿太多利润，大部分的积蓄都投回了公司，甚至没有提取一分钱。不过，几年的努力之后，公司稳定了，能够支付合伙人的薪水，并且我们所有的孩子都能上国际学校。

那时，我已经结婚了。我在 1999 年去东京做实习时遇到前妻，后来她去纽约看我，然后我们结了婚，有了孩子。现在我们已经分开了。在上海时，薪水足够支付孩子的国际学校学费，对我来说那就足够了。

当时是 2013 年，我 36 岁。

从对比特币的好奇到创业决心

2013 年，我接触到了比特币。我的朋友告诉我看看比特币。那时，比特币的白皮书只有九页，这种简洁的写作比技术性的内容要难得多。任何人如果试图重写这个白皮书，可能会写成 90 页。

展示比特币给我看的，是我一个朋友，Ron Cao（曹大容）。我们没有工作关系，但他当时在 Light Speed Ventures 工作，担任中国区的董事总经理。我们以前常一起玩扑克，虽然只是些小赌注，但大家都是创业者和 VC 们的对局，气氛轻松有趣。Ron Cao 曾对我说：“CZ，你应该看看比特币。”我当时觉得，这个听起来很有意思。接着，Bobby Lee（李启元） — — 当时在沃尔玛工作 — — 就快要辞职去加入 BTCC 当 CEO。作为交易的一部分，Bobby 说他会把 Ron Cao 带进去做投资人，Light Speed 也会参与。

他们俩都非常认真。于是，2013 年 7 月，我和 Bobby 约了午餐，他告诉我：“把你净资产的 10% 投入比特币，这小概率会归零，但更高的概率是比特币会涨 10 倍，你的财富也会翻倍。”我想，“嗯，这听起来很有道理。”于是，我开始更仔细地读比特币的白皮书，花了六个月的时间，到了 2013 年底，我完全明白了，比特币的未来让我感到非常兴奋，决定进入这个领域。

然而，比特币的价格在 2013 年中期从 70 美元涨到了年底的 1000 美元。当时我感到进场太晚了，我应该早些进入。因为每个人都说自己早早就进了比特币市场。当然，不管什么时候进入比特币，总感觉自己晚了一步。

在上海有一个小社区，跟世界各地愿意和我交流的人聊，比特币的矿工也是我的朋友。那时，我认识几个在台湾的朋友，他们曾经在台积电工作，并且也在尝试做比特币矿机。后来，他们从台积电辞职去做这个创业，但公司并没有真正成功。除了他们，我还有一个朋友，人称“神鱼”，他现在是 F2Pool 的创始人之一。他们当时在杭州，我去上海时和他们聊过。

2013 年 12 月，我参加了拉斯维加斯的比特币大会。那时，几乎所有比特币行业的人都在现场，会议有大约 200 人，Vitalik（以太坊创始人）和 Charlie Lee（莱特币创始人）也在。大会上，大家讨论着比特币的未来。那时，Silk Road 事件刚刚发生，媒体开始把比特币与毒品交易联系在一起。但在会议现场，大家都是年轻人，很多极客，他们人很好。与 Vitalik 的对话也让我深感他的优秀和真诚。

回到公司后，我告诉我的合作伙伴我们应该做一个比特币支付系统。当时，比特币支付的最大公司是 Bitpay，他们在 2013 年刚刚融到 400 万美元。我觉得我们也可以做类似的事情。

我当时可能只有 1 个比特币，因为当时比特币的价格大约在 1000 美元左右。

进入比特币行业与创业之路

2013 年，我明确知道自己必须投身到比特币行业。当时，我感到生活中有三项核心技术，第一是互联网，而那时我还太年轻，错过了这个机会；第二就是比特币，第三个就是 AI。我已经 36 岁了，不想错过比特币这个技术。所以，我决定辞职，去比特币行业工作。

为了筹集资金，我决定卖掉我在上海的公寓，拿这些钱去购买比特币。卖房的过程花了几个月，最后卖掉了约 90 万美元的房子，然后开始逐步购买比特币。那时，比特币的价格从 800 美元跌到 600 美元、400 美元，最后我平均下来是 600 美元。虽然我在寻找比特币行业的工作，但那时我完全明确自己想要加入的就是这个行业。

很快，我就找到了一份工作。从决定辞职到最终找到工作，大约只花了两到三周的时间。最开始是与 BTCC 的 Bobby 讨论过，他想聘用我，但后来 Blockchain.info 找上了我，我就加入了他们。Blockchain.info 那时只有三个人，我就是第三个人。Ben Reeves 是创始人，Nicholas Cary 是 CEO，我当时担任技术副总裁。

但是，这段经历并不算顺利。公司发展得并不如预期，我们将团队扩大到 18 人，之后 Peter Smith 作为 CFO 加入，想为 Blockchain.info 筹资。当时，Coinbase 刚刚完成了融资，筹集了 3000 万美元，行业内对此非常关注。Peter 通过一些手段成功推举自己为 CEO，把 Nicholas Cary 推到了产品经理的位置。公司文化发生了变化，而这种变化让我感到不再适合自己，所以我离开了。Ben Reeves 也卖掉了自己很多股份，并在几个月后离开了。虽然这段经历不长，但我从中学到了很多，尤其是在市场营销和团队管理方面。

离开后，我找到了 OKCoin 的工作，作为 CTO 加入了 OKCoin。当时，BTCC 提出给我 10% 的股份，而 OKCoin 在三小时内追加到了相同额度。我在上海和北京之间犹豫，最后决定去北京加入 OKCoin，成为了业务的主要合伙人。虽然在 OKCoin 的经历并不长，但我在那里待了大约八个月。由于文化差异，尤其是对一些促销活动和费率折扣的不同看法，我最终在 2015 年初决定离开。

2015 年，我和几位老同事决定在东京成立一个比特币交易所，这是 Mt. Gox 事件后的一年，我们看打到了日本市场的真空。

在我决定离开 OKCoin 的那一天，有两位开发者主动找到了我，他们也刚刚辞去了各自的工作。我当时想，为什么我们三个人不一起做点什么？于是我们决定，我担任 CEO，承担更多的股份，同时负责融资。为了保证团队的顺利运作，我用自己的积蓄支付他们的薪水，而我自己则没有拿工资。

我们三个人很快做出了一个 demo，展示了我们的想法。我们下载了一个开源交易所软件，简单修改了界面，使其更加吸引人。

当时，我们并没有明确说这是币安，只是非常透明地告诉大家，我们的 demo 并不代表最终产品，而更像是一个概念验证。我们还写了一个脚本，从 Bitfinex 抓取市场数据，因为那时 Bitfinex 是最大的交易所之一。我们复制了他们的订单簿，实时更新订单簿数据，使得我们的 demo 看起来非常活跃。投资者看到后，都觉得这个技术非常酷。而且，我能深入回答他们的问题，不仅仅是展示 demo。当他们问我如何构建一个高效的交易所时，我能详细讲解诸如内存匹配等技术细节。

投资者看到我们的技术后，非常认可，但他们也提出了一个问题：“你要在日本经营比特币交易所的话，肯定不行，毕竟你不会说日语。”我觉得他们说得有道理，于是决定将我们的技术卖给其他交易所，因为当时大多数日本交易所的技术水平都不高。我去和几个交易所进行谈判，经过两周的沟通，我们最终和其中一个交易所签订了合同，获得了 36 万美元的收入。他们支付了 18 万美元的定金，剩下的钱足够让我不再为支付工资而担忧。

于是，我们从原本想开设比特币交易所的计划，转变为提供交易所系统的供应商。我们开始专注于销售软件。到了 2015 年 7 月，一些中国公司也找到了我们，表示他们同样需要我们的系统。

我觉得大多数人都理想化了创业，认为创业就是快速成功，像 Facebook 的故事一样，从大学里随便搞一下，结果用户一下子就有百万。的确，像 Facebook、微软、Google 这些公司，都是从大学的车库起步，确实是这样。但是对于金融行业或加密货币创业来说，创业更多的是一个不断奋斗的过程，是一个持续努力的过程。

当时，我们主要在做授权软件，业务发展得非常顺利，客户也在不断增加。我们为超过 30 个交易所提供了系统服务。经过两年的努力，我们签了很多合同，业务逐渐稳定下来。我们的模式就像 SaaS 业务，我们称之为“交易所即服务”（Exchang as a Service）。我们收取固定的月费，每增加一个客户，就能增加收入。总的来说，这个商业模式非常不错。

然而，在 2017 年 3 月，中国政府关闭了大部分我们的客户。由于我们只是软件供应商，并没有直接从事任何交易业务，所以当我们的客户失去业务后，我们的收入也受到了影响。到 5 月时，我们意识到我们必须进行转型。

起初，我们还想继续做一个交易所，但随着形势的发展，我们意识到这可能行不通。后来，团队里的三个人提出，他们想做一个类似 Poloniex 的复制品，Poloniex 是当时最大的交易所这一。我当时答应了，决定投资做这个项目。但三天后，他们又改变了想法，提出要做一个链上交易软件。对此，我拒绝了，决定不再继续做这个项目。

于是，我提出了一个新的建议：“为什么不做加密货币交易所呢？我们已经有了交易所系统，只需要对它进行一些定制，做一个加密货币对加密货币的交易。”经过讨论后，我们决定从做交易所系统转型为做加密货币交易所。

那时我们的团队大概有 20 人，虽然我们有技术人员，但缺乏市场营销人员，因为之前我们的业务是 B2B 模式。团队里只有两个销售人员和我自己。最终，我们决定启动自己的加密货币交易所，踏上了新的创业旅程。

币安的起步与转型

当时我在区块链信息工作，已经有了一些名气。区块链信息是当时最受欢迎的平台之一，OKCoin 我也曾担任 CTO，并且在社交媒体上非常活跃，特别是在非中文和非英语市场上。当时没有其他人做这个，所以我在社区里有了一些声誉。早期进入行业带来了优势，我参加了几次会议，可能也就 200 人参会。第一次没人认识我，第二次去时开始有人认识了，第三次去时大家都知道我是谁。这让我积累了一些影响力。

这就是币安的起点。

说实话，直到今天，我也不太清楚，那次 BNB 买家到底是哪些人。我认为，从人口统计学角度来看，大约 80% 到 90% 的购买者是中国人，还有一些国际买家。根据数据显示，大约有 20000 人参与了。因此，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全新的品牌，但行业内的很多人是认识我的。

中国 2017 年 9 月发布加密货币交易所禁令，即使切断 30% 的中国用户，我们依然能维持生存，甚至可能更好。所以，我们决定将公司搬到东京。

东京对我来说并不陌生。尽管当时我的日语并不流利，我能够和出租车司机简单交流，能够点餐，了解日本文化和东京生活。这对我来说并不难。

团队大约有 30 人，大家都一起搬到了东京。当时，团队中的大部分人都未婚，也没有孩子，所以这次搬迁对团队来说相对简单。记得有个女孩因男朋友还在中国而感到伤感，但她最终还是跟着我们一起搬去了东京。总的来说，团队都顺利搬迁。

中国政府发布禁令后，我们的业务依然在增长。币安的代币推出后价格下跌了 30% 到 40%，大约三周后才逐渐恢复。推出产品时，加密货币市场依然火热。我认为我们找到了产品市场契合点。事实上，币安并不是一个全新的点子，只是一个币币交易所。

我们推出时，即便只是通过肉眼观察，币安的交易速度就明显比竞争对手快。我们的交易所系统性能非常优秀。那时，Poloniex、Bittrex 是我们最大的竞争对手，此外还有 Huobi、OKCoin 等中国交易所，西方的竞争对手有 Coinbase，Gemini 当时还没有出现，后来才有。Bitstamp、Bitfinex 也是竞争者之一。

从普通人到福布斯封面人物

成功的感觉有时真的让人不真实。你会常常问自己，“这是现实吗？”但这种感觉也很美妙。曾经，我问过团队，“我们的收入是多少？”她告诉我几百个比特币。我当时简直不敢相信，心想，“天哪，怎么可能赚这么多？”我们几乎怀疑是不是算错了，觉得至少应该差了一个数量级。但再三确认后，才知道确实是对的，简直太疯狂了。

那时，BNB 的价格经历了波动，从 10 美分跌到 6 美分。后来代币的价格又开始反弹上涨。接下来的几周，每天醒来时代币上涨了 20%，开会前代币是这个价格，开会后又涨了 20%。甚至去洗手间一趟回来，代币的价格又涨了。

当时，我并没有立刻感受到财富的到来。真正的感觉是在 2018 年初，大约六七个月后，我被福布斯选中作为封面人物。那时，我才开始意识到，“哇，原来是这样啊。”

关于封面人物的事，其实我也不太清楚。福布斯当时正在做一个关于加密货币的特刊，他们采访了很多加密货币行业的人物。那时，福布斯已经拍摄了以太坊创始人 Vitalik 的照片，他的手势看起来非常酷。于是，他们联系了我们的公关团队。当时，我的公关团队是由几位女生组成的，她们告诉我：“福布斯想做个专题报道，拍些照片。”我当时有点犹豫，告诉她们：“我不太想去。”但她们说，“我们是新品牌，福布斯的曝光能帮我们提高知名度。”于是我才同意去拍照。这是我第一次拍照，也第一次化妆。

到了 40 岁，钱对我来说虽然重要，但它并不是一切。我已经不再像年轻时那样只想着跑车和大派对，年纪渐长，我的个性也变得更加稳定。经历了那么多事后，我不再对任何事过度激动。另一个原因是，从刚刚开始财务富足，到成为福布斯封面人物，我并没有感受到什么变化。即使钱包里多了钱，我并没有明显感觉到不同。虽然大家常说：“你可能已经是亿万富翁了。”但我自己真的没感觉到，甚至在一个月前，我还是订经济舱的机票去东京，还是团队提醒我说：“升级一下商务舱吧，这样可以躺着睡。”我这才意识到一个人消费习惯不会随着财富自动改变。

当一个人逐渐赚到钱时，可能从一百万到一千万，你会想买辆炫酷的车；从两百万到两千万，你会想买个游艇，或者别的东西。我没有经历这个逐步过程，我直接从一个普通人，突然成了福布斯封面人物。所以，我没有养成很多那种消费习惯。

亿万富翁对我来说意义不大。我认为钱有两方面的含义。首先，你得照顾好自己，必须有食物、有住所。钱并不需要太多，你只需要满足基本的生活需求就行。所以我肯定有很舒适的生活，但并不奢华，满足我所需要的就够了。

你看看我的房子，客厅每个月大概都会漏水一次，因为房子太旧了。但这就是我现在需要的大小，符合我的需求，不是特别豪华，我们就修修漏水的地方。大概一个月前，水管又漏了。所以，虽然大家认为我住在豪华的房子里，但其实我住的是一间还算不错的老房子，房子不大，但它足够容纳我的家人。而且它位置很好，能满足我的需求。只要它能满足我的功能性，我就没问题。

我注重功能性。如果它有用，我就行。我不在乎豪华、不在乎风格、不在乎颜色，也不在乎装饰金饰。只要它能解决问题就好。

我没有过不安的时候，我知道自己的弱点，并学会了与它们共处。我并不认为自己很傲慢，我希望自己不是个傲慢的人，我自己也不觉得自己傲慢。我很冷静，别人可能会情绪波动：开心、难过、悲伤，而我的情绪波动较小。

我不认为我沉迷于增长，但我确实沉迷于工作。工作本身非常有成就感，真的很有回报感。每天，我要开 20 场以上的会议，安排好的电话会议和其他各种琐事，此外还要回应推特上的消息。虽然很忙，但我确实感到非常满足，因为那种成就感是很难形容的，那不是钱，也不是增长，而是一种内心的满足。

我觉得，当时最重要的，是我们每天都在服务更多的用户，并且给他们提供价值。所以，我认为，产品有价值的标准就是：人们想要使用它。只要有越来越多的人想使用，即便你的收入是零，你也有价值。任何一个被大家使用的产品，使用的人越多，它的价值就越大。

这就是我一直秉持的哲学。你可以优化收入，短期内优化利润，但可能会丧失长期增长的机会。我相信，长期来看，拥有大量使用我们平台的人，就是在创造价值，不仅仅是对我们自己，也是在为用户创造价值。人们选择使用你的平台，因为它能给他们带来价值。

安全问题与应对措施的转变

我第一次意识到不法分子的问题，是在 2018 年元旦，大约是我们起步后的五六个月。那时，美国国土安全部的一个人联系了我，他发来了一封邮件，内容是希望我们帮助追踪一些可能转移了资金的黑客，这些黑客可能涉及到 Ether Delta 的黑客事件。Ether Delta 是一个去中心化交易所，在 2017 年曾被黑客攻击。

我当时不知道该如何处理这件事，团队里没有人有经验和执法机关打交道。我找了一些人商量该怎么帮忙。我们核实了对方的身份后，提供了他们请求的信息，对方表示感谢。我也顺便问了他能否推荐一个有执法经验的人。他推荐了一个人，但那个人在美国，而我们没有美国公司，不能雇佣美国人，所以最终没有招聘成功。

这时候，我真的意识到，我们需要一个有执法经验的人。于是，我们决定雇佣更多这样的人。

面对政府指控与监管转变

关于拜登政府的指控，说像哈马斯这样的组织也在使用币安，而我们没有做足够的监管，关于这点，我可能有一些法律限制，我能说的和不能说的内容是有限的。虽然我不是律师，但我尽量避免涉足这个话题。不过，总体来说，我可以说，拜登政府对加密货币的态度确实比较敌视，他们公开宣布了对加密货币的“战争”。但现在看到新政府做出了 180 度的转变，我觉得这是对美国、对全世界都有好处的。所以，我不会责怪前一任政府，但显然他们没有理解加密货币。

他们为什么会如此敌视加密货币？其实，源于对新事物的恐惧。我觉得他们可能认为，不能打破现有的金融体系和银行系统等。他们可能受到了这些行业的强烈游说影响，导致他们的思维受到了影响。这是人类的自然反应，虽然不理想，但可以理解。

我们在 2019 年开设了美国分公司。那年美国政府对币安的追踪开始变得更加明显。我记得当时有些关于币安的新闻，尤其是关于 BitMEX 和 Bitfinex 的报道。政府甚至冻结了 6 亿到 8 亿美元的资产，而这些公司当时的市值只有大约 40 亿，这是相当大一笔钱。后来，他们还被美国政府起诉，原因是没有足够的储备金。

看到这些新闻，我们意识到美国政府开始关注这个行业，于是决定注册美国公司。我们有很多朋友，有一些法律背景，他们给我们的建议是，应该以注册公司并合法运营的方式进入美国市场。于是，2019 年我们注册了美国公司，并成立了独立的法人实体，配备了独立的交易引擎和流动性。币安美国公司从一开始就受到了监管。

和 FTX 的合作与竞争、回应谣言

随着 SBF 和 FTX 的崛起，情况开始发生变化。我们曾经在 FTX 投资过，最初持有 20% 的股份，但在一年后退出了，未持续太长时间。

2019 年 1 月，我参加了币安在新加坡举办的会议。记得那时 FTX 还没成立，Sam Bankman-Fried（SBF）当时还在运营 Alameda Research。他们在新加坡圣淘沙的水族馆举办了一个 VIP 派对，水族馆里有潜水员持牌展示加密货币信息。那时他们是我们的 VIP 客户，关系非常好。

不久后，他们联系了我们，提出想要做一个期货平台的合作。他们的分成提案是六四开，我们占大头。我心想客户都在我们手上，他们一无所有，于是甚至考虑过提出 95% 对 5% 的比例，但我认为那样做不太礼貌，毕竟他们还是我们的 VIP 客户。所以我们最终拒绝了他们的提案。

那时，币安仍然很年轻，还没有像现在这样存在多年。他们在我们的合作中待了六个月到一年，具体时间我不记得了。后来，他们带着更好的提案回来，说：“我们会给你们更好的条件。”然而，FTX 在大规模交易后，向我们提供了 20% 的股份，并与 BNB 和 FTT 代币互换，我们拿到了早期的 FTT 代币。当时 BNB 代币的流动性较好，而 FTT 代币的流动性较差。

但几乎就在交易完成之后，我就听到了朋友们说：“你知道吗，SBF 开始在华盛顿圈子里说我们坏话。”我当时不以为意。

不过，他们之后做了一些令人烦恼的事。他们为两名 VIP 客户经理提供了 5 倍的薪水，这些客户经理有权限访问我们的 VIP 数据库。而其中一位在离开后去了 FTX 工作。我当时想：“如果我们匹配她的薪水，那我们得把所有人的薪水提高 5 倍。”结果她确实去了 FTX 工作。第二天，那个女孩去 FTX 工作后，我们的 VIP 客户就接到电话，告诉他们可以在 FTX 得到更好的费率。我觉得这有点不太对劲，于是打电话给 SBF，问他能否停止这种做法，我们还是你们的股东。

此时，SBF 还问我能不能一起参加一个圆桌论坛。我表示愿意合作，“没问题，我们是投资者，愿意帮忙推广。”

我确实希望多个交易所能够成功，因为这样我们就不总是成为目标。所以我一直保持这种合作态度，但不断听到一些背后不愉快的事情。大约一年后，2021 年年中，我们决定退出，虽然他们声称在 32 亿估值下筹集资金，但我们最终还是决定退出。根据投资条款，我们对未来的融资轮拥有否决权。如果我们想阻止他们，是可以做到的。

我并不想利用这项权力来阻止他们，想着“即便如此，为什么不退出呢？反正我们还能继续竞争。”于是，我们开始谈论退出的事，并在 2021 年 7 月完成了这笔交易。

这笔交易发生在他们问题爆发前一年半的时间。我们当时并不知道会发生什么。

关于 FTX 的破产，有些传闻说他们的问题始于我们退出，两者存在某中关联，但这绝对不是真的。事实上，由于行业内的竞争性，尽管我们是股东，我从来没有要求他们提供财务报表，也从未介入过他们的具体业务。我是一个非常被动的投资者，所以在投资时，我不会参与他们的日常运营。虽然我们之间存在竞争关系，但我们有自己的期货平台，他们也有自己的平台。我们更关注自己的发展，让他们自行处理他们的业务。

对于 FTX 破产的整个过程是否公平，我并不完全了解，网络上有很多不同的说法。我也想坦白告诉你，我们现在有一宗正在进行的诉讼，FTX 试图追回我们一年半前退股时获得的资金。所以在这方面，我能分享的信息是有限的。不过，根据我所读到的，现在按美元计算，FTX 的加密货币价值已经足够赔付，如果当时用户持有的是加密货币，用户本应获得更多的赔付，但我不太清楚细节。

法律挑战与谈判的压力

在 FTX 事件之后，币安与美国的关系开始变得复杂。美国政府开始要求我们提供信息，我们持续在配合。到了 2022 年底，局势开始变得更加敌对。进入 2023 年初时，我们明显感觉到，情况已经进入了一个关键的谈判阶段，要么是与美国政府达成某种协议，要么就会面临起诉。

在这段时期，我的法律团队开始感觉到我们可能会被起诉。由于我没有法律背景，我不得不依赖其他人的建议，而这通常是最困难的部分，因为我没有经历过这种事情。没有人经历过这种局面，一旦你经历了，你就再也不想面对它。于是，我有了一批律师，他们在各自领域都非常专业，但如何有效组织这些律师团队却变得非常棘手。我们聘请了很多昂贵的律师，每个人都有不同的专长和观点，他们也希望投入更多时间进行分析，因为他们按时间收费。尽管他们并没有不道德的意图，他们希望做得尽善尽美，但他们的分析方向各不相同，这使得我们陷入了很多不同的议题中。

这段经历是我最为棘手的部分。如果有人能告诉我：“这些是你需要关注的三件事，这是你的策略”，那就好了。但我们当时并没有一个强大的法律团队。我们的团队还很年轻，法律团队缺乏处理这种情况的经验。因此，整个过程一直都很难应对。然而，我学会了如何应对这些压力，我通常会通过分析最好的和最坏的情况来处理。例如，我问团队：“最好的情况是什么？我们支付罚款，得到延期起诉协议，事情就结束了。”这是最好的结果。而最坏的情况就是，他们可能会要求将你送进监狱，或者发生类似的事。

许多人认为判缓刑的可能性更大，但这也是最坏的情况之一。而我认为，另一个最坏的情况是，如果你不同意这些条款，你就必须与政府抗争，然后你会选择留在阿联酋 — — 一个没有引渡协议的国家。你已经获得了该国公民身份，所以几乎不可能被引渡。但你的旅行会受到限制。如果你进入另一个国家，即使没有引渡协议，依然有可能达成某种协议。这种恐惧感随时困扰着我。

这也可能给阿联酋政府带来很大压力。我不想给他们带来麻烦，他们为我提供了公民身份，我不希望成为麻烦制造者。因此，最坏的情况就是他们发出通缉令，并将我列入红色通缉令之类的名单。

像这样的谈判几乎是每天都在进行，律师团队时刻准备着，有时候甚至有 12 到 20 个律师在待命。这场谈判持续了超过一年。与拜登政府司法部的谈判是一个漫长且充满挑战的过程。

最常听到的是我的律师们说：“我们从未遇到过如此敌对的态度。”这是我在整个过程中最常听到的一句话。

法律谈判中的艰难抉择与心理博弈

这件事确实需要时间来应对。有几个步骤特别困难，尤其是在谈判过程中，你必须要说“不”。有时候，面对他们坚持的立场，我们没有其他选择，只能坚决地说“不”。那段时间就像一片空白期，你完全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你可能在任何时候被起诉。所以你已经拒绝了，他们随时可以选择起诉你。那段时间真的很艰难，你需要调整心态，准备好接受可能的生活方式 — — 即你不再能自由旅行，只能在一个国家内小心翼翼地生活。即使你去了一个非引渡国，也有可能在某些情况下被引渡。这种心态压力巨大，极其困难。

我认为这也是一种非常有效的谈判策略。那段沉默期，在两周的等待之后，政府知道你会适应这种状态。当他们再回来谈判时，你会告诉他们：“我已经习惯了。”这种心理博弈非常高明。对于我们来说，第一次面对这种事时，根本没有经验，毕竟这涉及到你的一生。如果你有了红色通缉令，这将伴随你一生。因此，他们深知这一点，那两周的沉默期就是最有效的。

经过了多次谈判后，我们基本达成了一个协议，我承认违反了银行保密法，未进行注册，这构成了联邦罪行。虽然这是一项严重的指控，但历史上从未有人因此入狱。

我尽量用我理解的方式来解释这个过程。首先，我不是律师，所以我的理解可能不完全准确。第一层是银行保密法违规，实际上就是我们为美国用户提供了服务，但没有在美国注册为金融服务公司。

第二层是，我们的 KYC（客户身份识别）和 AML（反洗钱）程序不足，虽然我们没有注册，但应该有一定的 KYC 等程序，这些程序没有到位。很多人以为这只是黑与白的问题，实际上并不是，关键在于你如何执行这些程序，使用什么系统，怎么做，多少人参与其中。

第三层的指控是，如果你知道并帮助了不法交易的发生。你可能有一个较弱的 AML 程序，未能抓住所有不法行为的人，但你并不知情。你并没有故意帮助，只是缺乏足够的程序。但我确实在某种程度上允许了这种情况的发生。

还有更上一层的指控是你个人参与处理这些交易。但实际上，我并没有直接处理任何交易，这不是我的职责。

所以政府提出的第一层指控是我们没有注册，第二层是我们的 KYC 和 AML 程序薄弱。对于这两项指控，我们最终达成了共识，但政府试图加上两项增强指控，他们说我在某种程度上个人帮助了不法交易，但他们并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这些指控只是推测公司内部发生了什么。

最终，这两项增强指控被法院驳回。但在去美国之前，我们已经决定，如果我们有分歧就去法院争论。根据我的理解，我知道，没人会因为这两项罪名入狱。即使是 Arthur Hayes 在 BitMEX 案中的情况，他也只是因经营 BitMEX 被判 6 个月的居家监禁。而我与客户的直接互动远远少于他。

我基本上不直接与客户打交道，在币安的工作中，我主要通过 Twitter 与用户互动，而不像 Bimax 那样深度参与。所以我相当有信心，我们处于较为强势的立场，这对我们来说是最好的解决方案。

面对诉讼、判刑与监禁

抵达美国面对法庭，这其中有很多细节，第一天你要为辩护做准备。

我住在西雅图市中心的一家酒店。那时，只有我的妈妈和姐姐去了。我不想让孩子们去，他们还在上学，另外我的合伙人也有生意要打理，我不再经营业务，因此不想把她从那儿拉走。

最终，法官判了我 4 个月的刑期。这个判决让我感到震惊。一直以来，我都认为自己是个好人，尽力去做了很多事情，但法律的复杂性让我陷入了这样一个境地。

在听到判决后，我最初是冷静的，因为有很多因素需要考虑，我也理解法律的复杂性。然而，当最终的安排落定，未来几个月充满不确定性时，我内心不免感到失落和不安。最重要的是，我将面对一段充满不确定的未来，但我决定尽量积极应对和处理。

我开始更加认识到自己和团队在这场困境中的脆弱。尽管我们一直尽力维持公司的运作，确保个人生活稳定，但面对如此巨大的法律和情感压力，每个人都会受到影响。这让我更加意识到如何在人生和工作中保持平衡。

我通过理性思考和分析，接受这一切的不确定性。人生和事业中充满了意外和挑战，我无法控制一切，但我可以控制自己的反应和情绪。我努力保持冷静，专注于自己能掌控的部分，无论是在工作还是生活中。这种心态让我在困境中更加坚韧不拔。

对我来说，这场挑战是一次深刻的磨砺。我学到了更多关于责任、决策和承担后果的意义。无论是面对法律压力，还是公司运营中遇到的困难，我都能够从中汲取经验，继续前行。每一次挑战都让我更加坚强，同时也让我意识到，最终重要的并不是成就本身，而是如何在困难面前坚守自己的原则和底线。

这些经历让我变得更加冷静和理性。回望过去，或许有些决定可以做得更好，但当时的选择是我能做出的最佳判断。现在我明白，成功与失败都是人生的一部分，如何面对它们、从中汲取力量和经验，才是最重要的。能够与大家分享这些经历，对我来说也是一种释然。

开始时最困难的部分不是四个月的监禁，而是“我是否能安全？”如果你告诉我，“我们去一个地方待四个月，我保证你会安全”，我会应对自如，也会没问题。

但真正的不确定性是在判刑后，很多大媒体报道说，我将是第一个进入美国监狱的最富有的人。我的律师和监狱顾问告诉我，鉴于所有的媒体报道，我很可能会成为监狱中潜在勒索的最大目标，因此我的安全将成为问题。这也是我当时最担心的事情。那么我该如何应对呢？你进去后，什么都没有，如何确保自己的安全呢？这是最重要的考虑。于是你会深思如何做出最好的准备。你会与很多人交谈，监狱顾问通常是前警卫或前监狱长。还有一些曾经在监狱工作的人，但他们并不是囚犯。还有一些曾经作为囚犯待过监狱的人，他们会提供一些建议。通过这些，你可以了解监狱的运作。你是否该交朋友？是否应该避免交朋友？你会听到各种建议，比如，如果第一天有人非常友好地接近你，不要接受他们的任何东西，因为他们会在之后要求你十倍的回报。如果你拒绝，他们可能会对你不利。

我得到了很多不同的建议，但最终你只能面对现实。事实上，我意识到美国的监狱系统庞大，每年有 200 万人在美国监狱中待着。美国政府每年在监狱上的花费比教育和学校还要多。美国的监狱人口巨大。每个州有不同的制度，州监狱和联邦监狱，每个监狱就像一个小城市，每个监狱都有自己的规则。我得到了很多建议，但很多并不太有用。不过，进监狱后，你最终只能应对现实。所以，你必须去面对它。

当你被判刑时，你并不知道会被送到哪个监狱。法院会给出两个推荐地点，通常你会收到一封信。

在我的情况下，法官裁定我不需要监管，这非常特殊。我不需要报到。所以，我只能等待，等着一封信寄到我姐姐的住处，那是我在法院注册的地址。事实上，政府在他们的要求中希望我提前被拘押，也就是说，我会被从香港带走。我觉得他们很想要一张“押解照片”做公关。但法官说，既然我不是风险人物，也不是社会威胁，就不需要这样做。

事实上，法官加了一句话，表示我不需要监管，这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法律判决。我后来才意识到，这就是为什么我在结束判刑后不需要接受缓刑，也没有假释，不需要监管。真的是很有趣的经历。

监狱生活的挑战与反思

幸运的是，在监狱的那段时间，并没有发生什么特别糟糕的事情。总体来说，这是一段非常痛苦的经历，但没有身体上的伤害，没有打斗，也没有真正的勒索。监狱顾问告诉我，“进去后不要加入任何帮派，保持独立。”然而，当我刚一踏入监狱，守卫就告诉我：“你需要保护，可能要和亚洲太平洋岛屿的那些人一起。”我当时并不理解这句话的意思。

在入狱的第一天，我经历了很多流程，首先是脱衣检查。之后，我被送到了一个单元，单元里有 200 名囚犯，监狱就像一个小城市。监狱有三排牢房，每排 20 个单元，彼此面对，三层楼。底下是公共区域，200 多双眼睛盯着你。当你进入自己的牢房后，你会发现监狱是按种族分配的。如果你是中国人，你就和中国人待在一起；如果你是白人，你就和白人待在一起；黑人和墨西哥裔的人也有自己的群体。这种安排实际上能避免很多冲突，因为你更可能与自己文化背景相似的人和睦相处。有一些黑人有不同的生活作息，比如祷告时间，他们被安排在一个群体中，而监狱的守卫实际上鼓励这种做法，因为它减少了冲突。

一旦你加入了某个群体，如果和其他群体的人有冲突，群体会选出代表来解决问题。这个群体内部也有自己的等级制度，类似于工会代表的方式，大家会一起商量解决。

我刚进监狱时，还不太明白这些规则。一个看起来半是华裔半是亚洲人的家伙走过来对我说，“嘿，我叫 Chino，欢迎加入我们的团体。”他说，“车，欢迎加入我们的车队。”我当时迷惑了：“什么？我应该握握他的手吗？我是不是加入了这个帮派？”原来这个人是菲律宾和德国混血的。由于没有足够的亚洲人，他们将所有看起来像亚洲的人都归为一类。更有趣的是，他们还将美洲土著人和太平洋岛屿的人放在一起，像夏威夷人就归为同一类。我们的团体里只有六个人，其他 200 人都是不同的种族。

我被分配到了一个低安全等级的监狱。其实，我本应符合最低安全等级的监狱要求，那是白领罪犯大多待的地方，但因为我不是美国公民，我被送到了一个主要是毒品犯的低安全等级监狱。这是一次非常疯狂的经历，我将分享更多细节，计划在我的书里详细讲述。

我记得在监狱的第一天，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洗个澡、吃一顿好饭。洗澡是稍后才有的机会，洗澡间的门像牛仔酒吧的门那样遮住一半，你可以看到你的腿和头，但洗澡时很难不碰到墙。直到出狱后，我才发现洗澡不再碰到墙，这种体验简直像奢侈享受。

在监狱里，食物非常有限，水果和蛋白质也很少。大多数是碳水化合物，面包和炸食物，蔬菜和蛋白质几乎没有，水果也很少。我好几个月没有见过完整的水果，直到我出狱时看到一盘水果，真的是奢侈。

辞任币安时的感受

从监狱到飞机的过程，大约用了 26 分钟。那时，我只希望这一切能够尽快结束。我记得出狱时，仍然是拜登政府，选举还没有发生，谁会赢还不清楚，美国的政策可能还是会沿袭原来的方向。

我是在 2024 年 5 月 30 号进监狱的，2024 年 9 月 27 号完全出狱，而美国大选定在 11 月。那时，我只希望这件事能够尽快结束，我感觉他们会继续采取措施。如果政策继续，尤其是反加密货币的政策，我也知道我们只能随它去，尽力而为。那时的心态就是如此。

回到家后，我已经接受了不能继续管理币安的现实，实际上我能接受这一点。辞职确实很难，我为此哭过。唯一一次让我哭得像那样还是几年前我父亲去世的时候。然而，回来后，你知道吗，我其实很高兴不再管理币安。这样我有了更多的自由时间。如果我自己主动辞职，大家会说，“嘿，这家伙撑不住了”，但现在情况不同，这不是我选择的。

但是过了一段时间，我意识到，生活中还有其他非常有用和有意义的事情可以做。总的来说，我的处境很幸运，我拥有足够的资源和财富做任何我想做的事情，支持项目和企业，包括像 Giggle Academy 这样的免费教育平台。

关于特赦的思考

关于特赦，我觉得没有人真的知道特赦的过程。事实上，我自己也并不清楚具体的过程是什么。特赦的流程大致是，你找一个律师为你写请愿书，列出你应该被特赦的理由，为什么你被过度起诉，为什么你是个好人。特赦意味着你恢复了之前的一切，所以现在你是一个正常人了。

基本上，特赦的决定是由总统根据他对请愿书的解读做出的。根据我的理解，宪法赋予美国政府或总统赦免的权利，就是这么简单。至于总统如何决定，这通常会受到社会规范的影响。历史上，大多数总统会在任期的最后一天做特赦，虽然这种做法确实有些新鲜和疯狂。而拜登总统也给自己的儿子做了预赦，涉及一些事务。这不仅仅是关于 COVID 的事情。

这段时间几乎没人提起过这些，甚至没有人讨论过这个时期。所以，为什么要做呢？但无论如何，我相信特赦的过程没有固定的流程，总统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来做决定。假设你提交了特赦的请愿书，你只能等待。白宫有专门处理特赦事务的专员，我记得她叫艾丽斯·约翰逊。她曾因许多年的监禁经历，写了一本很棒的书，我也读过。然后你的律师会告知你申请的进展，是否需要更新。但实际上，进展往往不明确，直到突然之间特赦就发生了。

实际上，我没做什么。我的做法只是等待。可是，我也意识到，如果没有特赦，币安很难正常进入美国市场，我是币安和币安 US 的 UBO。如果美国想成为全球加密货币的资本，它就不可能忽视最大的玩家。你不能让美国用户无法接触到全球最大的流动性池。而且我们是全球最大的加密货币生态系统之一。所以我猜，特朗普总统可能是一个支持加密货币的总统。而且他也面临过银行的指控，他曾面临着 34 项刑事指控。

我在监狱里通过电视看到他面临这些指控，其中一些指控听起来简直疯狂，比如他把文件带到浴室去阅读。你看，他也经历过类似的事情，拜登政府的司法部可能会帮助我获得特赦，因为他会理解司法部的激进态度。因此，这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帮了我。

推动数字化教育与 Giggle Academy 的愿景

目前，我的生活依然很忙。除了 Giggle Academy 这个免费的教育平台，我还与许多政府合作，帮助他们制定加密货币的监管政策。除此之外，我也参与了投资方面的工作，投资区块链、人工智能和其他技术类项目，我们的团队非常活跃。所有这些工作都在币安之外，属于 YZi Labs 的一部分。我还会指导 BNB 链生态系统中的一些创始人，帮助他们发展。我在处理这些事务时，实际上还挺忙碌的。

我一直相信，完全数字化的教育内容有着巨大的潜力。根据一些数据，大约 7 亿到 8 亿成年人是文盲，其中三分之二是女性。除此之外，大约有 5 亿儿童没有上学。如果将这些数据加起来，大约有 12 亿人没有受过教育。这些人大多生活在贫困地区，周围没有学校，或者他们负担不起教育的费用。而且今天的学校教育本身也存在问题，教育方式过于标准化，教学环境也比较单一。

我认为我们有足够的技术支持，结合游戏、对人类心理学的理解以及人工智能，可以通过一个单一的应用程序提供所有教育内容，且这可以是免费的。我的目标是，能够让每个人都通过这个应用程序进行学习，打破教育资源的限制。

至于 Alpha School，我认为它做得非常棒，解决了现有教育系统的问题，然而其成本也相对较高。我也见过一些创始人和高管，他们在提升现有教育方面做得很好。但我更希望能够让教育更加普及和可获取，而不仅仅是改进现有的教育体系。我的目标是让教育不再局限于学校，而是每个人都可以通过一个简单的应用来实现。

虽然我曾经非常抗拒在 Giggle Academy 上使用代币化，但现在我开始理解它的利弊。通过发放代币，可以实现“学习赚取”机制，激励学生和老师，并且可以奖励创造内容的人。这是一个非常有效的激励机制，能推动平台的发展。

然而，对我来说，我想避免代币化，主要是出于我自己的考虑。如果我发放代币，很多人会开始投机代币，而不是专注于学习内容。那时候，我就无法分辨他们是否在认真学习，还是仅仅想获得代币。正因如此，我不希望 Giggle Academy 成为一个代币平台或加密货币平台，我希望它保持纯粹，真正聚焦于教育价值。

尽管如此，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有一个社区项目捐赠了 1200 万美元，基于一个 meme 币。这种项目并不像传统募捐平台那样进行，我花费了大约三四百万美元在这个项目上，到目前为止，我并没有从中赚取太多。捐赠资金确实很难获得，这个过程比我预想的要艰难得多。

尽管如此，我仍然计划继续资助这个项目，直到它能够实现一个完全数字化、游戏化的教育平台。这是我最终的目标。

AI 代理与支付系统的未来

关于 AI，我认为很快我们每个人都会有成百上千，甚至百万个 AI 代理在后台为我们工作。这些代理会进行交易、转移资金，简而言之，它们会在我们的生活中扮演重要角色，处理我们大部分的事务。理论上，如果我想听某个播客，听的人就应该付费，或者根据某种经济模型支付更多的费用。

这种经济模型甚至在去年我们就讨论过代理为我们购买票的情况。虽然目前这一切还不完全实现，但你可以预见到，代理会帮我们预定餐厅、支付酒店费用，甚至进行远超我们能力的交易。是的，这些代理将不再使用传统的银行系统，因为银行根本无法支撑这么巨大的需求。银行不再适应这些未来的经济交易模式，因为它们无法提供 KYC（客户身份验证）等支持。

这种变化不仅仅体现在支付领域，投资和交易同样会发生根本变化。今天，当你打开币安的应用程序，查看一个图表时，你需要点击价格水平，输入价格，选择买入或卖出按钮。但这种方式的界面是过时的。未来的界面应该更加智能，简单得多：比如，你只需要看一眼，就能看到把 10% 的稳定币转成 BNB，然后代理自动处理它。如果你有大额头寸，代理会慢慢处理；如果是小额头寸，代理则会使用市价单。一切都将在后台完成。

那么，今天最可行的支付系统是什么呢？老实说，我不太确定。我觉得目前的支付系统还没有完全成熟，尤其是针对 AI 代理的支付模型。但我相信，代理将能够使用加密货币进行交易，尽管目前这一切还在初期阶段，不能做过多猜测。虽然加密货币的代币价格可能会经历波动，但越来越多的人正在朝这个方向努力。尤其是最近，AI 代理与社交网络的结合越来越受到关注。这一领域的进展是显而易见的，我相信我们很快就会看到更多的突破。

隐私在加密货币中的重要性

我认为隐私在我们的社会中扮演着非常基础的角色。但正如你所说，我也认为比特币和大多数加密货币目前缺乏足够的隐私功能。比特币设计之初的目标是伪匿名，但事实上，每一笔区块链上的交易都可以追踪，尤其是现在的集中式交易所和 KYC（了解你的客户）政策的存在。

事实上，隐私在某些情况下非常重要。例如，如果你预定了一个特定的酒店，而有人知道了酒店的地址，他们就能知道你会出现在那里，这可能对你的身体安全构成威胁。因此，隐私在这些情况下至关重要。这也是为什么人们不公开他们的家庭地址。在许多国家，公开他人的家庭地址是非法的。所以，确实有很多隐私的实际应用，而比特币和大多数加密货币目前并未提供这些隐私功能。

当然，也有反对的声音，执法机关希望追踪犯罪分子，这点是可以实现的，我对此是支持的。然而，隐私问题依然是一个根本性问题。因此，我认为，在未来，我们作为行业需要找到解决隐私问题的方法。然而，目前这个问题还没有得到足够的关注。虽然现在有一些专注于隐私的加密货币，但它们的市值较小，规模也不大。

写书的意义与对孩子的期望

关于我的书，进展得还不错。这个项目比我预期的要长，实际上写书总是比我想象的更耗时。

一开始是因为我很无聊，特别是在监狱里。那时，我开始起草书稿，主要是为了打发时间，因为我不想再和其他人聊天。所以，我在监狱里尝试着起草，打字在一个非常简陋的终端上，然后发给我的助理。等我出来之后，我觉得，既然我已经有了足够的内容，如果再花点时间，就能完成一本书了。然而，编辑一本书真的非常耗时。每一部分的编辑至少要花两到三周的时间，因为现在这本书大约有九万五千字，差不多是三百页。我还需要编辑英文版和中文版，所以这就更耗时间了。

这本书的目的，我现在认为，主要是把我的故事讲出来。我觉得有很多关于我是谁，我经历了什么的误解。关于加密货币的媒体报道有很多负面消息，关于 CZ、币安以及整个行业的负面新闻也不少。在某种程度上，我觉得特朗普、政党等也面临很多负面的媒体报道。那部分内容在我书里并不会过多涉及。就像我们在这次播客中讨论的那样，我的目的只是让人们理解我是谁，币安在某种程度上也在我这里的定义是什么。

这个故事对我的孩子们来说非常重要。为什么呢？我觉得对他们来说，理解这个故事很重要。虽然他们当然站在我这边，知道媒体报道的很多内容并不正确，但我没有时间向他们解释这么多细节。我觉得他们读这本书后，能够理解比我亲自和他们口头讲解要多得多。虽然这本书里没有包含所有内容，但这是我能放进去的最大程度。

我希望我的孩子们能过上健康快乐的生活，不管他们自己怎么定义。如果他们只想做一个普通人，那对我来说也很好。如果他们想创业，建立公司，那也很好。如果他们想从事艺术等领域，那也很好。如果他们也想从事人道主义工作、慈善事业，也同样很好。无论他们最终决定做什么，我只希望能在他们身边支持他们。

我的父母并没有给我太大的压力。他们没有像很多中国父母那样要求我做某种工作，像是当医生、律师或工程师。我的父母就没有这种要求。他们对我说，你可以做任何你想做的事。我的父母对我说的就是，不要伤害自己，不要伤害别人。就是不要做毒品，不要做违法的事情，不要伤害他人。这是我从父母那里学到的。就这么简单。

我只是一个现实中的普通人

其实我很普通。我觉得首先我是一个普通人，我知道自己并不特别聪明，但你不需要特别聪明就能成功。你不能太笨，但也不需要特别聪明。还有很多其他的因素，比如原则、价值观、情绪控制等，很多这些因素都会影响成功。我认为运气在其中也占有很大一部分。

但我觉得对大多数人来说，他们通常无法改变现状。我们能做的只有改变自己。所以如果你每天稍微推动自己一点点，你不需要逼自己太过努力。太过努力会让你燃尽，不能坚持太久。但如果你把自己推到 110%、120%、130% 这样的范围，然后能够坚持下去。30 年后，如果你很幸运，你很有可能会相对成功。你不一定会成为亿万富翁，但你会过上非常舒适的生活。

也许该打破“亿万富翁不一定是人生的终极目标”的神话，绝对的。钱就是钱。在我们的人生中，有几个方面，假设我画一个蜘蛛网图，钱只是其中的一根线而已。拥有足够的钱就好，一根线就够了。拥有更多钱并不会让你更快乐，事实上，健康、家庭等方面也非常重要。比如你的价值观、贡献、对他人的正面影响，这些都是内在的奖励，能让你感到非常快乐。很多这些因素非常重要。一旦你拥有了足够的钱，更多的钱并不会让你更快乐。有时候你多了钱，有时候少了钱，但你要看你的健康、时间等其他方面的情况。

这也是我很感激的一个原因，我不再需要经营币安了，能有更多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