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核心结论明确——“炒币”不等于“经营”

此次研讨会最具指向性的结论在于，对非法经营罪适用范围的进一步收紧。

法院明确指出，判断是否构成非法经营罪，不能仅凭“交易金额巨大”或“获利数额可观”，而必须回到刑法本身对“经营行为”的基本要求。非法经营罪的核心，并非“赚钱”，而是是否以经营者身份，持续性地向社会公众提供服务或交易便利。

在研讨案例中，李某通过境内外虚拟货币交易平台低买高卖，利用价差获利高达千万元。从结果看，金额巨大；但从行为本身看，其仅是个人账户进行套利操作，并未对外揽客、撮合交易、提供通道或收取服务费用。最终，法院认为该行为不符合非法经营罪中“经营性服务”的构成要件。

换句话说，炒币再激进，也不自动等同于“犯罪经营”。

二、罪与非罪的分水岭，其实很现实

研讨会通过案例反复强调，司法判断的关键不在“币”，而在“角色”。

如果行为人只是以普通投资者身份参与交易，其风险主要属于民事和市场风险范畴；但一旦身份发生变化，从“交易参与者”转变为“服务提供者”，性质就会发生根本转变。

司法实践中重点考察的要素包括：是否以营利为目的长期从事相关行为；是否面向不特定对象反复提供服务；是否在交易中起到撮合、通道、中介作用；是否形成事实上的业务模式或稳定获利机制。

这套判断逻辑，实质上是在将“个人投机行为”与“地下金融业务”明确区分开来，而非简单用交易规模画线。

三、红线并未消失，反而更加清晰

需要强调的是，此次研讨并非对虚拟货币相关犯罪“网开一面”，相反，真正的刑事红线被画得更加清楚。

研讨会明确指出，以下行为将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明知他人从事非法外汇买卖，仍通过虚拟货币兑换方式提供帮助，且情节严重的，可构成非法经营罪共犯；

以虚拟货币为媒介，面向不特定客户提供换汇、资金通道服务，并从中收取手续费，本质上属于非法“地下钱庄”行为。

这类行为的问题不在“用不用虚拟货币”，而在于其对金融秩序的实质性破坏。在司法视角下，虚拟货币只是工具，非法换汇和资金转移才是核心违法点。

四、一次罕见但务实的司法克制

从整体态度看，这次研讨会体现出一种并不常见的司法克制：既不因为虚拟货币的敏感性而扩大刑法打击范围，也不对利用虚拟货币实施金融犯罪视而不见。

法院在结论中特别提醒，虚拟货币不具有法定货币地位，相关交易不受法律保护，投资者需自行承担价格波动和交易风险。这意味着，不入刑不等于被认可，更不等于被保护。

司法系统所做的，只是回到刑法本身——把刑罚留给真正破坏金融秩序的人，而不是所有参与交易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