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量子号

在当今社会，“创造力”已成为一种几乎无可置疑的普世价值。从课堂教育到企业战略，从个人发展到城市规划，“创造力”似乎无所不在。我们赞美它、追求它、测量它、商品化它，甚至围绕它构建了一整套意识形态体系。但创造力真的是一种恒久不变的人类天赋吗？它的崛起是否另有历史根源和文化动因？

在《创造力崇拜：一种现代意识形态的兴起》一书中，历史学者塞缪尔·富兰克林系统梳理了“创造力”这一概念从无到有的发展历程，揭示了它如何在20世纪中期的美国，从一种应对体制化焦虑的文化应激反应，演变为今日几乎无法被质疑的核心信仰。他追踪心理学家如何尝试将创造力量化、政府与企业如何将其制度化，以及科技行业如何利用它塑造自身形象。与此同时，他也指出，这种对创造力的狂热推崇背后，隐藏着不平等、焦虑与虚幻承诺的结构性问题。

最近，《麻省理工技术评论》采访了塞缪尔·富兰克林，在这篇文章中，他让我们有机会深入思考一个看似简单却极具争议的问题：我们为何如此执着于“创造力”？在人工智能日益逼近传统人类能力边界的今天，我们又该如何重新理解这一曾被视为人类独有的特质？这是一段关于观念演化的知识旅程，更是一次关于现代社会价值体系的深度拷问。请继续往下看。

如今，人们在许多事情上难以达成共识。然而，即便在共识现实几近崩塌的时代，仍有一种现代价值观几乎人人认同，那就是：创造力。

我们在教育中灌输创造力，用各种方式测量它、羡慕它、培养它，并无休止地担心它的消亡。这也难怪。从小我们就被教导，创造力是通往个人实现、职业成功乃至解决全球棘手难题的关键。多年来，我们建立了“创意产业”、“创意空间”与“创意城市”，并以“创意人”来称呼活跃其中的整个阶层。我们每年阅读无数本书籍与文章，学习如何释放、激发、培育、提升甚至“破解”我们个人的创造力。紧接着，我们还要阅读更多内容，以掌握如何管理和保护这一宝贵的资源。

在这种狂热下，创造力这个概念似乎就像一直存在于人类文明中的某种常识，是哲学家与艺术家亘古以来不断思索和争论的命题。这种假设看似合理，实则大错特错。正如塞缪尔·富兰克林（Samuel Franklin）在其新书《创造力崇拜》（The Cult of Creativity）中所指出的，“创造力”（creativity）这个词最早的书面使用其实是在1875年，“作为一个词汇，它还只是个婴儿。”更令人惊讶的是，他写道，在1950年之前，“几乎找不到任何专门讨论‘创造力’这一主题的文章、书籍、随笔、论文、颂诗、课程、百科条目或类似内容。”

这不禁让人产生一系列显而易见的问题：我们是如何从几乎从不谈论创造力，一跃而成无所不谈创造力的？“创造力”到底与更古老的词汇如“聪明才智”（ingenuity）、“巧思”（cleverness）、“想象力”（imagination）或“艺术性”（artistry）有何本质区别？或许最关键的问题是：为什么从幼儿园老师到市长、首席执行官、设计师、工程师、社会活动家，甚至到饥寒交迫的艺术家，都一致相信创造力不仅是一种美德——无论从个人、社会还是经济角度而言——更是解决人生一切难题的答案？

值得庆幸的是，富兰克林在书中提供了一些可能的答案。作为荷兰代尔夫特理工大学的历史学者兼设计研究员，他指出，我们今天所熟知的“创造力”这一概念，是在二战后美国的文化背景下逐渐成形的，它像是一种心理疗法，用以缓解日益增长的墨守成规、官僚主义和郊区化所带来的紧张与焦虑。

“创造力通常被定义为一种特质或过程，模糊地与艺术家和天才联系在一起，但理论上任何人都可以拥有，也适用于任何领域，”他写道，“它为个体在秩序中的释放提供了一种方式，也使现代企业迷宫中的孤独发明家精神得以复苏。”

头脑风暴作为一种激发创造性思维的新方法，在20世纪50年代风靡整个美国企业界。这种方法不仅回应了对新产品和新营销方式的需求，也反映了人们对社会同质化的恐慌，并引发了激烈的争论：真正的创造力是否应当是个人独立的行为，还是可以被企业体系化、机制化地加以利用？（图源：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人格与社会研究所/莫纳切利出版社）

《麻省理工技术评论》采访了富兰克林，与他讨论了为何我们至今仍对创造力如此着迷，硅谷是如何成为所谓“创造力中心”的，以及人工智能等技术在重塑我们与创造力的关系中可能扮演什么角色。

我很好奇你从小与创造力的关系是怎样的？又是什么促使你想写一本关于它的书？

像很多孩子一样，我从小就认为创造力是一种天生的美德。对我来说——我想对许多和我一样，在运动、数学或科学方面都不出众的人而言——拥有创造力至少意味着你在这个世界上还有点前途，尽管这个前途具体是什么还说不清。等我上了大学以后，类似TED演讲嘉宾那一类思想领袖——像丹尼尔·平克、理查德·佛罗里达这些人——已经把创造力奉为未来最重要的品质。基本上，未来是属于创造型人才的，社会要想解决各种层层叠加的问题，非他们不可。

一方面，作为一个喜欢认为自己有点创造力的人，很难不被这样的说法所吸引和打动。但另一方面，我也觉得这套说辞被严重夸大了。所谓“创意阶层的胜利”并没有真正带来一个更具包容性或更富创造力的世界秩序。而且，在我所说的“创造力崇拜”当中，一些被隐含其中的价值观开始显得越来越有问题——尤其是对“自我实现”、 “做你热爱的事”、 “追随你的热情”这种说法的过度强调。别误会——这是一个美丽的愿景，我确实看到有些人因此受益，但我也开始觉得，从经济角度看，这种说法只是在掩盖许多人所面临的困境与退步。

加州大学人格评估与研究所的工作人员曾在1950年代设计了一项名为“宾果测试”的情境互动实验，旨在了解人们生活和环境中的哪些因素会影响其创造潜能。（图源：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人格与社会研究所/莫纳切利出版社）

如今，抨击“追随热情”和“拼命奋斗”文化已是司空见惯。但在我开始这个研究项目时，那种“快速行动、打破常规”、颠覆者思维、创新经济的理念几乎是无人质疑的。某种意义上，这本书的想法正是由此而来——我发现创造力在某种程度上成了连接两个世界的桥梁：一边是关于创新和企业家的世界，另一边则是文化中更为感性、波希米亚的一面。我想更深入地了解这两者之间的历史关系。

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将创造力视作一种“崇拜”现象的？

就像“家庭主妇的崇拜”（cult of domesticity）那样，我试图用这个概念来描述某种历史时刻，在那个时刻里，一个观念或价值体系获得了广泛而不加批判的接受。我逐渐发现，各种商品都在借“提升你的创造力”作为卖点——无论是新的办公空间设计、新型城市规划，还是“试试这五个简单技巧”之类的内容。

你开始意识到，没有人会停下来问一句：“咦，我们为什么都非得创造力不可？创造力到底是什么？”它已经变成了一种不可质疑的价值，无论一个人政治立场如何，都不会想到去质疑它。对我来说，这种现象非常不寻常，也说明某些非常有趣的事情正在发生。

你的书重点讲述了上世纪中叶心理学家们试图将“创造力”转化为一种可量化的心理特质，并试图界定“创造型人格”。这一努力最终是如何发展的？

简而言之：效果并不理想。要研究任何事物，首先必须对你在研究的对象有明确共识。而最终，我认为这些心理学家群体在界定什么是“创造型人格”这一科学标准上，感到非常沮丧。他们的其中一种做法，是直接去找那些在被认为具有创造性的领域中已经成名的人——比如作家杜鲁门·卡波特和诺曼·梅勒，建筑师路易斯·康和埃罗·沙里宁——然后对他们进行一系列认知与精神分析测试，并将结果汇总成文。这类研究大多是由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人格评估与研究所（IPAR）主导的，弗兰克·巴伦和唐·麦金农是其中最重要的两位研究者。

心理学家们对此的另一种解释是：“好吧，这种个案研究并不实用于制定一个科学的普遍标准。我们需要的是大量数据，以及足够多的人来认证这些‘创造力标准’。”这批心理学家提出的理论是，“发散性思维”（divergent thinking）可能是创造性成就的一个关键组成部分。你可能听说过“砖块测试”吧？也就是在限定时间内，想出尽可能多种砖块的用途。他们基本上就是将这类测试的变体发给各类对象——军官、小学生、通用电气的普通工程师……形形色色的人群。类似这样的测试最终成为衡量“创造力”的代表手段。

这些测试现在还在使用吗？

你看到那些关于“人工智能让人类更有创造力”或“人工智能比人类更有创造力”的新闻标题时，他们所依赖的测试几乎总是某种形式的“发散性思维测试”。这在多个层面上都存在问题，最主要的是：这些测试从未被证明具有预测性。换句话说，一个三年级学生、一个21岁大学生，或一个35岁的成年人，在发散性思维测试中表现得再好，也并不意味着他们未来会在创造性领域取得成就。而这些测试之所以被设计出来，本来就是为了识别和预测“具有创造潜力的人”。但到目前为止，没有一项测试能够真正做到这一点。

塞缪尔·富兰克林（Samuel Franklin）的《创造力崇拜》（The Cult of Creativity）一书的封面。

读你的书时，我注意到“创造力”从一开始就是一个模糊、甚至常常自相矛盾的概念。你在书中称这种模糊性是“一种特性，而非缺陷”。为什么这么说？

如今，如果你问任何一位研究创造力的专家“创造力”是什么意思，他们大概率会告诉你，创造力是创造新颖的、有用的东西的能力。这个东西可能是一个想法、一个产品、一篇学术论文，甚至任何形式的成果。但无论如何，“新颖性”始终是创造力的核心关注点，也正是它与“想象力”“巧思”等其他相近词汇的根本区别之一。但你说得没错：创造力本身是一个足够灵活的概念，可以被运用在各种语境下，意味着各种不同（甚至相互矛盾）的东西。我在书里也提到过，也许这个词并不精确，但它的模糊性却恰恰是精准而有意义的。它既可以是游戏性的，也可以是实用性的；既可以是艺术的，也可以是技术的；既可以是卓越的，也可以是日常的。而这正是它广受欢迎的一个重要原因。

对“新颖性”和“实用性”的重视，是不是也是硅谷将自己视作当代创造力中心的原因之一？

绝对是的。这两个标准是并行不悖的。在像硅谷这样的技术救世主义与超级资本主义并存的环境里，如果没有实用性（或者至少是市场潜力），新颖性毫无意义；而如果没有新颖性，实用性同样也不值钱（或难以推销）。正因如此，他们往往轻视那些看似平凡但极其重要的事物，比如手工技艺、基础设施、系统维护和渐进式改进；他们支持艺术，也只是因为它在某种程度上能激发对实用科技的灵感——而艺术本质上往往是对实用性的抵抗。

与此同时，硅谷也乐于用“创造力”来包装自己，因为它自带艺术气质和个人主义的象征意义。他们刻意摆脱那种传统印象中、在实体制造企业的研发实验室里穿着整齐制服的工程师形象，转而塑造一种反主流文化的“车库发明者”形象——一个游离于体制之外、在自家车库里鼓捣无形产品与体验的叛逆角色。这种塑造在某种程度上也帮他们逃避了不少公众的质疑与审视。

一直以来，我们都认为创造力是人类的专属特质，最多动物界里有些例外。人工智能是否正在改变这一认知？

其实早在20世纪50年代，人们开始定义“创造力”时，计算机取代白领工作的威胁就已经初现端倪。那时大家的想法是：好吧，理性和分析思维已经不再是人类的专属，那我们还能做什么是机器永远做不到的？而“真正的创造力”就是那个答案——这是人类最后的堡垒。很长一段时间里，计算机并没有对“创造力”的定义构成实质挑战。但现在情况不同了：它们能做艺术和写诗吗？可以。能创造新颖、合理又有实用性的产品吗？当然可以。

我认为这正是硅谷有意为之。那些大型语言模型正是被有意地打造成符合我们对“创造力”的传统定义的样子。当然，它们所生成的东西是否真正具有“意义”或“智慧”，这是另一个层面的问题。如果我们在谈论“艺术”，我个人认为“具身性”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神经末梢、荷尔蒙、社会本能、道德感、智识上的诚实——这些或许不是创造力的必要条件，但却是创作出“好作品”的关键因素——甚至是那种带有一点复古意味的“美”的作品。因此我才说，“机器是否能真正具备创造力？”这个问题并不那么重要；而“它们能否拥有智慧、诚实和关怀？”才是我们真正该思考的，特别是当我们正准备将它们纳入我们的生活、让它们成为我们的顾问与助手时。